碗巷其实是条街。

       第一次“见到”碗巷,是应邀参加平山镇项文化活动,在览阅《惠东县平山镇志》那幅“1949年平山镇街道图”时,“偶遇”碗巷二字。那一刹那,我内心顿时涌起一股股按耐不住的欣喜,感谢这一张会说话的地图,它如一昧良药,治愈了我近年来的患得患失,让焦虑情绪渐渐释怀。

       昔日客家童谣唱道:“碗子鲫,碗望碗;青花碗,青望青……”这段清纯的童声或许仍在碗巷缭绕吧。不期而至的美好总会成为一段故事的篇首,涉及陶瓷尤其如此。

       即刻踏足碗巷的冲动油然而生,好奇心时时给予我甜蜜的折磨。本想做位独行客的我,终于在如期而至的“龙舟水”来临之际,接受了惠东县政协文史研究员钟土清和惠东知名收藏家梁锦锋两位“老平山”相约,在北门街道办事员小陈向导的陪同下,结伴前往惠州明清时期的陶瓷交易重地,平山碗巷一探究竞。

       清末年间,归善县(今惠阳县、惠东县)经济兴旺时期有“头平二淡三多祝”之说,而碗巷的位置恰好毗邻平山西枝江平山大桥东岸,位于北门老街之首。仅从交通便捷这一项“指标”来看,碗巷也算“头平”中的“头筹”了。

       当我们踏足这条呈“S”型的碗巷,所见约有200米长的街巷与普通的杂货街别无二致,巷中青石板已被街上的水泥路面所替代。我们以好奇的目光四处探望,第一眼想看到的自然是挂有“碗巷”的门牌号,这个在平山老地图左上角躲着的地名。感谢一代代平山乡梓的坚守初心,我们未费余力便找到了这位失散的“亲人”

       从表面上看,碗巷留给我们的似乎仅仅是个地名。瓷器是有的,试如说店家喝水用的杯子,吃饭的碗,但它即非“古董”,也与这条阡陌巷名没有必然关联。而平山碗巷究竟有怎样的前尘往事,它又能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

       入乡随俗,入巷随弯。平山碗巷的历史弯度即与数个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碗巷34-1号”紧挨着“西门24号”便为悬挂“奉政第”牌匾的“许氏祠堂”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军总指挥部从惠州移往平山。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何应钦、李济深、陈济棠等在此聚首暂住。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登陆大亚湾东路进犯之敌的日军,携带辎重碾过这条碗街,这已是倭寇第二次侵掠平山圩。明朝隆庆年间倭寇袭扰我东南沿海,其中一股匪盗越过平海卫所直扑平山而来。时隔370年后,敌寇再次踏足碗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成为日本侵略军对平山犯下的又一次罪孽。

       岭东名郡,曰潮曰惠,平山恰属其间水陆要冲之地。

        “拈花狮象隔江遥锦”,“渡云烟透九蟹”。地当水陆要冲的的平山墟,自古便被历代朝廷所重视,享有“肆成两宋,商盛明清”的美誉。平山能够设驿开司,得益于其地处水陆要冲衔接闽粤的地理位置。早在唐宋帝国时期,朝廷为沟通内地与沿海之间之津要,劈其成为粤东二条重要官道、商道之一,“下路”的重要节点。其后兼为惠潮官道、粤闽官道双重性质的重要通道。东西两翼与南北两头的通达格局中,平山恰好处于四方交汇的“十字”中心。宋元朝代被称为“洪堂市”;明洪武元年(1368)设平山驿;清雍正八年(1730)设平山巡司。驿站的作用平常多为服务往来官员,并提供车马船只及行扛抬夫役等旅途便利。但平山自明朝初始,已兼有平山驿和平山圩二者属性不同的职能。自宋以来,经略便行“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阙额、地利之资悉归朝廷”之制。明代黄佐撰《广东通志》卷第十四“舆地志二”、“惠州府”载有:“西江之水出其阳……斤斗水自东流合之。在府城东与西江通。有鱼利。官收其税。”随之其后的“舆地志五”载录“惠州府”之“津渡”中指向更加明确:“归善县渡十五。合江在阶外。山角任梁化水。平山在驿前。以上三渡俱属官。”前者的“官收其税”与后者的“以上三渡俱属官”,无疑阐明“平山渡”的官属性质与税收功能。

       若将西枝江比喻成游龙,平山圩就是被它守护的龙珠。平山“碗巷”并非陶瓷生产地,但做为货源地,它是昔日惠州府乃至粤东地域重要的陶瓷商埠。

       富甲州县的平山墟店铺连街,舟车毕至商贾不绝。其中商铺、货行、食肆、客栈、会所、祠堂应有尽有,市栏阜行的专业街无日不是处处喧嚣。实纳税饷,定价发买,无需吆喝,日进斗金。求财谋利之市夹杂着南腔北调,日日上演连台的“流金淌银”盛况。碗巷瓷铺相连商号林立,斯于“财源茂盛”之地中尤显突出。按此推想,自汉家皇帝的年代它的区域应大于现在范围或许达到数倍以上,究其名称那时该叫它“碗街”也未可知。当年若是忽然间窜出一只猫咪,说不定整条“街”的商贾都会受到如临大敌的惊吓。无论如何,碗巷的陶瓷交易量及纳税额,常常享受平山圩大综商品“排行榜”头牌的殊荣。

       这说明明清时期以平山圩为轴心,在其方圆约百里范围内即沿西枝江上游各支流群山之中,竟分布有白马窑、碗窑、新庵窑、黄沙窑、和洞窑以及海丰鹿湖窑、老厝和陆丰庵山窑、陂沟窑,还有不应遗漏的紫金桂山窑等近十座规模较大的陶瓷生产窑场。从地理位置的分布情况上看,除了西枝江流域诸窑口,便是始烧于明代的陆路来货海丰鹿湖窑、老厝窑和陆丰庵山窑、陂沟窑的陶瓷器皿,甚至涉及潮州枫溪或大埔高坡等粤东诸窑瓷器。它们构成平山圩输入输出陶瓷商品更大的外延,使碗巷成为平山历史文化“商盛明清”,最直接而生动的注释。

       陶瓷及百货得西枝江之便而汇集平山,但这只是步入了起点,更大的获利在于西枝江通衢东江水系。要知道,从碗巷下了码头,便可直达府城惠州乃至省城广州府了。

       古人曰:“食以养也。货以资也。民生国计尤赖者也。”

       产多旺商,商多旺店,店多旺客。按已知的情况推断,“碗巷”约在明朝初年业已形成“雏型”,它之得名,因与享有“惠州龙泉青瓷”之誉的白马窑有着直接关联。从著名古陶瓷专家曾广亿先生《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初探》著文中,我们简略得知位于惠州府归善白马山的青瓷窑口具有分布密集,工艺高超等鲜明特点。民间甚至相传该窑场有“99”座窑炉的说法,可见其规模大到足以令人“惊叹”程度。广东明代地方志书涉及青瓷部分,多有“闽人所制”或“闽人所为”记载,平山旧时亦有“小漳州”之称,其中渊源是否纯属巧合尚有待考证。而仅有一二个窑场生产陶瓷不足以维系一个地名的确立,并使其跨越数个朝代而存在,它必将以名符其实的姿态谋得“连任”而稳坐“江山”。

       《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可见在此的“约定俗成”实因碗巷长期承担“陶瓷原产地”与“陶瓷集散地”双重作用而被世人所认可。前者为因,后者是果。其实碗巷功能远不止此,它应包括陶瓷资本流入与陶瓷工匠流动等要素。工与商、经与贸在此虽有明确区别,但原材料供应、生产制作、市场销售能够就近完成,并使各方利益最大化,才是碗巷得以存在的“法宝”。一句话,市场需要最优配置,经营需要最大效益。因此导致市场经营联手地缘优势,选择了得天独厚的平山圩。使得“碗巷”之名泛溢着龙泉釉彩的青绿,沁润着青花釉色的宝光,如梦影般浮现出惠州明清两朝陶瓷商贸的繁盛过往。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版《归善县志》“疆域图”中,平山标注为“平山司署”,在其上方亦明确标注有“碗窑”、“白马”字样。在“内外司图”中,又标有“烟墩墟”、“黄砂”、“小沥“”地名。“烟墩”,据称也是当地山民对瓷窑的俗称之一。

       明清时期位于平山东北区域西枝江上游的坑冶、造瓷产业渐次崛起,陶瓷江湖的前尘往事由此而兴。该处虽说瓷土、林木、水利资源丰富,适宜陶瓷生产制作。可是逶迤山岭间水路蜿蜒,与平山之下的西枝江一马平川豁然舒缓的水上“高速公路”形成鲜明反差。看似陶户与市肆近在咫尺,可又远隔重峦,百里水路之外始至平山。不是每窑瓷器都能烧成,并非每艘船货都能抵埠。抵达平山路途虽不遥远但崎岖艰险,皆为利来的商贾们却不甘冒此风险。

       虽说西枝江上游长年不枯,但它终究像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涨落无常。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只有干练的船工与强悍的纤夫默契配合,再加上林四爷、谭公爷等神灵保佐,方能挣脱被山崖扼住的咽喉逢凶化吉,驶过急湍的“九滩十八湾”等重重险关。云水之间,山一程水一程地躲过七难八险和意想之外的困境,并能安全抵埠的船家才算最后赢家。靠岸先向官府缴纳厘金,然后客商之间始得牙侩“验货”交易。抵埠离岸卸货装货看似烦索,但必经这一番认证程序,陶瓷方能“变脸”,货品于此变成商品而进入流通领域。

       民国年间,平山圩西枝江东岸这片岸滩从东北至西南沿江被称作水仙爷渡、正渡头、二渡头,即号称“三宝渡”的运货码头。以北门为首是正渡头,它紧靠码头衔接碗巷。草街、木匠街、下米行对应的二渡头与杉木行、打铁街、咸鱼街相对的三渡头,由北向南依次排开。水仙爷渡实为北门上端以便利人行为主的横水渡,又因渡口有水仙爷庙而得名。

       古代地名的含义与功能通常是最直接了当的,尤其是圩镇一级的街巷更是如此。在古代墟市中,以“专业街”为配制来划分功能发挥作用,在东江流域是普遍现象。至今我们还能在横沥、梁化找寻到它的踪影,在桥东老惠州诉说中聆听它的往昔。但“头平二淡三多祝”也好,“四横五梁六平潭”也罢,唯独平山有“碗巷”,唯有“碗巷”为圩首。

       正渡头乃平山路驿水驿大码头,其便利恰恰被碗巷独占看来应是实力的结果,古往今来世间真是处处银子说了算。是否古人也有人性化的考量?瓷器重量较重且易碎易损,故需避免频繁装卸,距离码头太远便极不适宜。若果然是古人之意,当属作者想偏之误。

       正渡头上,常常望见惜物力之艰辛的劳作场景。船泊沙滩巷居高岸边,在其间的斜坡上,三三两两的挑夫担妇上货下货辛劳不已碗巷之中,店铺如栋客流如潮,仅商铺数量怕有六七十家之多或许不止。其间又有多少世家,几多行帮在此经营遂利。如果渡头会说话,只能道尽船家瓷路上的艰难辛酸,如果碗巷能开口,它必倾诉平山豪强们的爱恨情仇。

       平山南临沿海北靠山区,西枝江穿驿而过。由于所处温带属海洋季风性气候,每年多季大量降雨使得当地水源充沛,春夏汛期常常导致山洪暴发,引起洪涝泛滥。

       水势旺,财源足;水患频,灾害重。兹是平山肩扛的千年悖论。单就大清王朝260余年而论,百年一遇的“癸已水”、“甲子水”就发生过不下十次之多。台风带来的降雨,每每造成西枝江上游安墩河、小沥河及众多溪流水位骤涨洪涝频发。当灾难降临,无辜的平山自然首当其冲受灾最重,碗巷届时必成“孤岛”。任你有多少阔绰家底或压舱存货,也经受不起洪涝频频来袭的轮番折腾。家园的尚失,留予幸存者的也仅剩下唏声不已。

       1979年9月26日,那场百年罕见的洪过后,又一次吞噬了古巷残存的老态,立体的街巷成了平面的瓦砾,留下不能湮没的“碗巷”之名。重建后的碗巷,旧日的痕迹只有民居门前铺垫成阶的青石板当属老物件,也算岁月有情留此予后人一抹怀古探幽的遐想。

       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它包含地方韵味和历史特征。古代地名因其成因各异,往往具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一条街巷最值得珍视的过往,都浓缩于它历经变迁的磨砺之中。

       经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资材,对于碗巷身世的由来,算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在与土清老师寻访碗巷老街期间,还收获了碗巷得名的“民间版本”,我们在当地有幸拜会了现年75岁的温同老人。据这位老街坊讲述,他祖籍在梅州府松口镇丙村,清同治年间因经商落籍平山至今已传至七代。温氏先祖初来乍到时,此处已有管、金、苏等姓氏人家居住,后又陆续迁入廖蔡姓氏。他们大都讲客家话,并按照客家人的习俗八月半祭祖。在被询问碗巷名称由来时,温同老人家告知同姓老辈说法,当地居民围居的这座小山丘,远远看去小山丘极似一个倒扣的大碗,碗巷因此而得名。

       历史的慷慨总是超越我们的预想,这份意外的收获令碗巷的身世显得越发地“传奇”。勿庸置疑,揭示碗巷的深邃内涵,还不是现在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与我而言,得知“碗巷”之名如获拱壁。碗巷好似按钮,由此点亮惠州东部这片古窑群灿烂的星空;碗巷有如吊坠,而“排列有序”的窑址即是这条项链上晶莹的珍珠;碗巷更是怀抱,当所有瓷器裹着烫手的余温历经险途,齐刷刷奔向这个坚实的怀抱。正因如此,碗巷的包容也成就了自我“外温里热”的内敛品质。

       “落子”与“做活”是围棋博弈中的术语我感性地认为,用它比喻西枝江上碗窑与碗巷的对应关系恰好合适。仅从陶瓷文化角度而言,碗巷街名在惠州民间陶瓷文化上的意义,甚至要大于发现一座古窑址。西枝江上游的白马、横窑、碗窑、黄沙、和洞诸多古窑有如落在棋盘中的棋子,只有落下平山“碗巷”这一声绝响,才能真正意义上将整盘棋“做活”。它将惠东山区碎片化的零星窑址,编入“完整”的系统当中,使我们能够以一个新的视角,通过纵览各个“局部”而获得俯视“整体”的最佳地位。碗巷不仅放大了“头平”的功能与特色,更使之注入新的历史文化基因。它解码了惠州明清陶瓷产业布局,使之成为“活的历史”。对我们领略粤东区域这条旺及一时“陶瓷之路”的昔日辉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江陶瓷文化这片星空中,碗巷无疑是颗通透的“宝石”。

       平山古圩做为平山街道传统文化核心区域具有明清时期归善县传统文化中地域特色的深厚积淀,历史的风景呈现其中。身处不足200米长的碗巷缓缓踱步,虽然无法丈量历史蕴藏的未知,但感叹和惋惜惠州陶瓷曾经的繁荣与当下式微,定然会更加迫切地期待惠州陶瓷的再度回归。

       作为惠州陶瓷文化的“追梦人”,我有幸成为来访碗巷“第一批游客”之中的成员。然而踱步及至巷尾依旧感到心有不舍。告别之际,我欠碗巷一个久久的凝望!